此党非彼党

列车始终在颠簸,尽管在夜间还是如此,我的心也有点颠簸了。下午,老童打电话过来,这种事情没有先例,所以即使是长途加漫游也忍了。但是他的话还是没有听懂,好象是关于宋老师的,说是明天QQ上再聊;祸不单行,我的按摩器也忘了带回来了,郁闷中……在火车上的时光总是异常无聊的,以至无聊地让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事,因为做任意一件事的后果还是无聊。实在无聊了,就去注意平时都不会注意的东西,刚才听到乘警介绍,注意到一句话:我们一定会忠于党,忠于国家,忠于人民,忠于法律。听到这句话,心里便有一丝涟漪。最近看了一些西方的电影,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自由,其他的民主、国家、人民还有法律都是基于自由构建的。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了是十三个殖民地获得自由,美国的Cival War是为了几百万黑奴的自由,而我更忘不了华莱士的那一声“Freedom……”的呐喊。似乎对于西方人,自由也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力。而所谓的“党”,在我看来,只不过是一种制度,或者说是一种国家机器。在中国,“忠于党,忠于人民”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用语,习惯地如果没有人会将两者颠倒一下。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随意的加入任何一个政党,对于他们,自然不会理解为什么党比人民重要。前几天刚刚听了何清涟的“三个代表”论,的确给人一种震撼。她说,为什么搞三个代表?为什么代表先进生产力,为什么代表先进文化,为什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?因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党一直提的,重要的前两者,人民是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,代表它们的只能是政治和经济上的精英,换句话说,就是统治阶级和有钱人。那么忠于党,忠于人民就成了忠于统治阶级,忠于人民了,which makes sense。相比于君主们,党是聪明的,因为他们发明了“党”这个东西。君主们要维护自己的统治,就要管住百姓的大脑。于是他们想各种办法,最简单的就是愚民政策,焚书坑儒,文字狱,让自己的臣民成为只会说话的机器。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,这种手段的效果在现在已经大大减小了。还有的君主借用了某种学说,废黜百家,独尊儒教是一种,五斗米道教,拜上帝教也算一种(我从不认为洪秀全是什么农民起义者,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梦想作皇帝的人而已,中国的思想程度不可能使他变成民主斗士),但是他们都失败了,因为这些学说都不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。其中最好的算是儒教,但是那也是因为朱熹将儒教改编之后,让所有人学习他的八股文,这样才满足统治者的要求。所以在中国出现了,对于广大的庶民,基本上是文盲,而对于士大夫,有全部苦心钻研八股。即使这两部分实现了分而治之,但是出现了两种价值观、两种国家观和两种法律观。大夫认为,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;匹夫认为,谁给我饭吃,谁就是我的皇帝。大夫认为,礼不下庶人,刑不及大夫;庶人认为,皇子犯法,于庶民同罪。对于大夫来说,最重要的是道、是皇帝;对于庶民来说,最重要的是米、是生活。正因为这样,清军入关后,士大夫组织了义军,因为北蛮犯境,国家在危难之中;而后来,当清朝要求汉人剃发,这就引起了汉族不同平民的起义,导致了骇人听闻的“嘉定三屠”和“扬州十日”,因为满族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,宁可落头也不落发。这就是两种价值观的体现,这也是中国的不安定的因素。在民国,一方面,外侮之下,精英们准备实业报国、军事报国,而另一方面,百姓们入不敷出,于是开始造反,所以有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。在这方面,党就英明神武多了,他自我定位于全民的党。于是在共产主义的简体中文版中,上述的bug似乎完美地解决了,全民共享一个马克思主义。更重要的是,党将这种思想融入到他的日常活动,甚至是国家决策中,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党是一中制度的原因。党大会总比全国代表大会重要。从这点上说,中国有点想政教合一的伊朗、梵蒂冈,马克思主义何尝不是一种宗教呢?共产主义和天堂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?它们都是遥不可及。马恩毛列与上帝有什么区别吗?红卫兵对毛的虔诚连基督徒都自叹不如;人们开玩笑说自己死就是去见马克思。马克思全集和圣经有什么区别吗?党的理论学家对全集经典的熟悉和“创新”连神学院的教授也未必能及。所以,永远不要和外国人谈党,因为你们在说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。